郝诗楠 / 文
对于中国政治学人来说，亚当•普沃斯基是一个令人熟悉的名字，甚至很多同仁私下里都会称他为“老普”。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也曾有幸在学校见到来访的“老普”，并现场听他讲述最新的研究。
正是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姓氏应该读作“泽沃斯基”（他说他姓氏中的那个P字并不发音，但在中国学界至今也很少有人去纠正这个小小的细节），同时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把“民主”根据其目的化约为一种“冲突的解决机制”。
(资料图片)
在这本最近由上海市委党校周建勇教授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的危机》中，“老普”仍旧把“作为冲突解决机制的民主”这个思想贯穿在了他对于西式民主政体的“病理诊断”中。他指出，一旦民主的这种解决冲突的功能失了效，各方都会寻求在其之外自行“了断”，那么这个时候民主便会面临危机，甚至有可能发生崩溃。
双面“老普”
作为一个来自波兰的左翼学者（甚至他还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学者”），“老普”在踏上美国的国土之后，仍旧带有相当的批判性。可以说，“老普”对于西方民主所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使得《民主的危机》一书在近几年西方学界反思民主的系列作品中显得条缕特别清晰，诊断和“开方”也十分精准。
在梳理了民主的崩溃史后，“老普”认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仅在现代史上，很多建立了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都曾面临着重大危机，有的还在这些危机的冲击下瓦解。一言蔽之，民主转型并不像某些推崇转型范式（transitionparadigm）的研究者所言，是一种线性且不可逆的过程。在对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智利阿连德政府崩溃的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老普”特别提到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形态。
在魏玛共和国的案例当中，极化的多党制让选举民主制变得软弱，进而不得不激活魏玛宪法中的紧急条款，最终导致希特勒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权力，这正是政治学中“民主选举选择了反民主”故事最著名的一个版本；而在智利的案例中，拉美国家常见的总统制与多党制的制度配置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军人，走出军营的军官们手握枪炮，用强力恢复了秩序。
不过，“老普”在书中更多展现出了其乐观的一面。作为一名美国学者，他对于西式民主政体本身的韧性有着高度的信心。同样在历史的证据中，他发现法国与美国同样曾经面临着民主体制遭遇危机并走到崩溃边缘的境况，但是这两个国家最终却又把民主拉了回来，实现了“重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民主必须能够让各方势力拥有良好的预期，并愿意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抛开体制并通过制造解构性力量，进而通过消解体制成为“赢家”。
更为重要的是，“老普”提醒我们不能夸大当前西式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危机，特别是不应该把民主崩溃的历史教训直接套用到现实当中。他认为，至少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西方国家的各方精英哪怕是那些“极端”的领袖们也没有想要“另起炉灶”的意思。此外，现时代的很多情况与历史上相比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还是经济！
当然，在“老普”的眼中，当下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危机的根源也得去政党制度中寻找。具体而言，政党制度方面的三个变化趋势塑造了当前的西式民主危机。一是传统政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二是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逐渐增加；三则是新兴特别是极端政党的崛起。当然，更准确地说，这与其说是西式民主本身的“危机”，不如说是西方政治版图的改变对“建制”的冲击。
谈到危机发生的原因，作为一个“左翼”学者，“老普”也倾向于从经济的角度（或者说不全是阶级的角度）出发做出分析。事实上，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学者，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早在三十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时就曾对着老布什大喊过“笨蛋，是经济！”的口号。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影响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结果的最重要动力之一；而在分析新兴民主政体存续的时候，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考夫曼（Robert Kaufman）也曾发现经济危机对于西式民主政体乃至整个政治体制会产生颠覆性的作用。
《民主的危机》
[美] 亚当•普沃斯基 /著
周建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老普”在《民主的危机》中则指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阶级妥协的破裂，深刻改变了西方选举政治的版图。犹记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美国两大党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谁上台都一样”，而这对于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美国来说确是真实的。
西方政治学中长期流行的所谓“中位选民定理”就假定当一个社会存在单峰偏好（或者更形象的说存在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的时候，两党制下的两大政党会不断地“讨好”中间选民，进而实现两党“趋同”（convergence）。这在过去几十年的英国、美国这类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中不可谓不是清晰可辨的事实。
然而，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当单峰偏好变成“双峰”乃至“多峰”的时候，中位选民定理的效用就大打折扣了。随着年轻世代的崛起，一些传统政党也逐渐失去了支持，甚至不断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很多新兴乃至极端的政党纷纷成立，并利用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很快在相当范围内实现了政治动员。特别是在一些施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之中，这些政党甚至可以取代传统政党，进而“登堂入室”变成建制的一部分——这是在近五到十年中的欧洲几乎每天都会上演的戏码。不过，这些政党的出现也撕裂了社会，让各个群体之间相互容忍的难度日益增加。
但是，“老普”在书中时刻提醒读者，不应该过度夸大这种政治变化所带来的颠覆性。他认为和过去相比，如今我们整个世界变得总体上更加的富裕，特别是西方国家坚实的经济基础足以支撑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也足以容纳这些新兴势力继续在这个体制中竞争而不是走上街头。
何去何从？
纵观西方学术界，对西式民主反思类的著作和为其张目的作品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且，有趣的是，似乎每过一段时间关于民主反思与危机研究就会出现一次“井喷”。最近几年，西方学界对于以“民主”和“危机”为关键词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很多先前大力宣扬向非西方地区输出西式民主的学者们也纷纷“转行”，去诊断西式民主在实践中的“民主病”。
在《民主的危机》中，普沃斯基也提到了近年来学界对民主“去巩固”或曰“解固”（deconsolidation）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转型范式主导的所谓“民主化”研究文献都认为所谓“民主衰退”不过是那些未巩固民主或新兴民主政体的专利，它们进而暗示“民主巩固”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近十年来很多以往被认为是“巩固”的民主政体也出现了问题——而这便是所谓的“解固”现象，它表现为“巩固的民主政体”中民主质量的低下以及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降低等。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老普”也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还提请读者关注一种通过若干小的反民主事件的“积累效应”渐进地侵蚀西式民主政体的危险。
在这本书的最后，“老普”仍不忘再次展现他对于西式民主政体的强大信心。他认为，民主的“危机”并不必然导向民主的“崩溃”，因为从危机到崩溃之间有着很长的因果链。而且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和过去相比当前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西式民主政体的支持仍非常强有力。与此同时，“老普”更是表达了他“选举中心主义”的民主观，他认为只要有效的选举制度能够继续运转，那么民主体制的冲突解决功能也会持续发挥。
掩卷而思，在我这样的非西方读者看来，“老普”对于西式民主有着很深的情感倾向。特别是他对于选举的“信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学术理性。竞争性选举在西方所产生的社会撕裂进而造成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可谓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而这也的确影响到了西方民众对于民主体制的支持度。
尽管普沃斯基和其他西方学者都同意，社会对于民主政体的持续批判有助于民主的进步，但是“量变引发质变”，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上文所言之“积累效应”则会让民主从“危机”渐渐走向“崩溃”。而且，即便崩溃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民主的“危机”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影响到一国的对外关系。例如，现在西方某些国家普遍出现的“仇中”思维，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它们处于危机之中的民主政体所塑造的。政客们为了转嫁国内的矛盾，并寻求在不断极化的社会中照样获取选举红利，只能塑造一个外部的“不当得利者”。这样看来，时刻关注并深入研究西式民主的危机，也应当成为我们中国学者的必修课之一。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